发展历程

由于媒介与技术和社会的发展联系紧密，媒介素养的内涵也随着传播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不停发生变化。媒介素养经历了从阅读、理解和书写能力（与印刷媒体相关），视听素养（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体相关）、数字化素养、信息素养（与电脑以及电子存储设备相关）、新媒介素养（与互联网和多媒体时代的到来相关）的转变。

媒介素养的范式转变

在现代社会，由于大众传播媒介早已成为公众生活中的日常伴随式文化实践，公众与大众媒介的关系变得异常复杂，而且大众媒介与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因此媒介素养逐渐成为了现代社会公民素养的组成部分。媒介素养是一个内涵复杂的概念，但其核心内容在于批判性的媒介认知过程，媒介素养可以笼统地看成是公众使用、分析、评价、创造媒介内容的能力。

媒介素养的全球视野：“范式转移”及其特征。

1930年代的保护主义立场：第一代范式以比较精英的观点视大众媒介为“下九流”的“带菌者”，传播对社会、高尚文化尤其是对青少年有害的信息。媒介素养教育的职责是给公众大预防针，防止侵害。

1960年代强调提升对媒介内容的选择和判断力。第二代范式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媒介如何让内容都是有害的，关键是如何引导受众进行明智的选择。这与1960年代前后的以雷蒙德·威廉斯为代表的历史主义文化观一脉相承——既然文化是一种社会过程和全部的生活方式，既然大众媒介及传递的大众文化并非工业文明的副产品，而是创造文化体的机制之一（雷蒙·威廉斯，1991），那么人们需要提升的就是对不同媒介内容的分辨力。

1980年代重点对媒介文本的批判性解读：第三代范式转而强调大众媒介制造假性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的巨大潜力，强加给受众主流的价值观念，认为媒介素养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和批判解读能力。

1990年代以来的参与式社区行动：第四代范式认为媒介素养的目的是帮助公众成为成熟公民，而不仅仅是老于世故的消费者。提出了关于社会行动和行动建构的问题。霍布斯（Hobbs,1998)将媒介素养定义为使用、批判性媒介信息和运用媒介工具创造信息的过程；媒介素养的目标在于通过分析、推理、传播和自我表达技能的发展来提升自主权（Autonomy)。

新媒介素养产生的背景

新媒介素养的产生与新媒体的出现和快速发展密不可分。新媒体主要指的是以信息通信技术为核心，能够实现通过电子设备随时随地获取信息，完成用户互动性反馈，创造性参与以及形成社群的媒体形式。

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观点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了我们对于媒介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理解。作为载体，媒介的形式本身就影响到它所传达的内容。要想充分掌握和利用新媒介，我们首先需要的就是了解新媒体的技术特征和社会文化特征。

赖斯（Rice）把新媒体定义为电脑和通信技术(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通过这些技术用户能够实现互相交换信息。[5]  普拉特（Pratt）将新媒体与传统的广播录音技术相比较，认为新媒体的特征是多媒体的集成。新媒体的主要技术特征是数字性(digital)、可网络性(networked)，交互性(interactive)、超文本性(hypertextual）、可操作性(manipulated)。

而在社会文化方面，新媒体的出现使得普通的用户参与构建媒介内容的过程。正如Jenkins所说，媒介消费者不再是处于信息流通的最底层，作为被动接受者，而是能够通过积极参与以及与其他媒介使用者的合作改变信息的流动过程。

其次，媒介总是隐含着创造者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没有一个媒介会是完全客观或者中立的。新媒体给曾经被动的受众提供了一个平台，使得他们的声音被听到，使得他们有机会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最后，媒介总是服务于各种各样的目的，媒介信息具有社会、政治、商业和教育的目的。比如脸谱网、人人网这类社交网络是根据年轻人的需要应运而生的。根据一项民族志的非正式研究，大多数青少年都通过社交网络扩大了自己的社交圈，他们能够总是和新朋友和老朋友们保持联系，不论是通过私人的或是公共的新媒体空间。也有一些研究说明新媒介的使用，能够增强线上的公民意识，促使公民身份的自我实现。

社会学视角下的新媒介素养

根据上述的媒介素养范式，当前，学界对于媒介素养的讨论正处于参与式社区行动的第四范式。特别是在社交网络革命、互联网革命和移动革命这三重革命带来的网络个人主义浪潮背景下，对于新媒介素养的讨论影响的受众范围更大，实践意义更强。

李·雷恩尼（Lee Rainie)是皮尤“网络与美国人生活计划（the Pew internet &American Life Project）”的研究部门的主任，此项目致力于研究互联网对家庭、社区、人们的工作，生活，教育，保健和民主政治生活的影响。

巴瑞·威曼（Barry Wellman)是加拿大多伦大大学社会学的教授，在“网络化的社会”研究领域具有权威的地位。他擅长用社会网络的分析方式分析社会现象。他首创了术语“网络化城市”（network city),“网络个人主义”（networked individualism)。

在《网络化：新的社会操作系统》（Networked:The New Social Operating System )书中，李·雷恩尼（Lee Rainie)和巴瑞·威曼（Barry Wellman)基于他们在社会关系的深厚理论基础和对人们行动的长期观察，创造性地提出了在网络化的社会中，成功的网络达人应该具备的新媒介素养。

（1）图像处理能力。互联网时代也是读图时代，人们正在以图像的方式体验越来越多的生活，屏幕上的交流和媒体形式几乎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网络达人们能够理解这种状况并且积极地参与其中。他们总是知道如何参与到数字化的对话和创造中。他们擅长以图像化处理为主要方式的网络工作行为。

（2）导航能力。他们总是能在网络上纷繁复杂的信息渠道和格式间游刃有余。他们知道，以印刷和广播为代表的线性信息格式正在逐步被超文本的、网络化信息所取代。他们不仅自己通晓如何操作，还通过交流和贡献的方式帮助他人理解。他们常常孜孜不倦地在网络沟通中，分享链接和撰写技术帖。

（3）信息的组织和联通能力。他们能够快速地将涌入他们生活的信息甚至是无意义的牢骚组织在一起并且快速地理解。即使他们搜集到的小道新闻和任何大一点的社会背景看上去没有什么直接联系，他们也拥有必要的手段——通常伴随着来自网络社区提供的帮助——从而对他们收集到的材料进行解惑。网络达人们充分利用他们的家庭、朋友和各种关系，总是能给他们遭遇的、发生在他们周围的事情提供合理的解释。

（4）专注力。他们对线上和线下的生活有着严格的区分。他们能够缩减网络上让人分心的事物的影响力，专注地完成有助于个人能力提升和职业要求的工作。这里存在一个悖论：当人们和多样的社会网络发生关系时，数字技术使他们几乎坚信要保持与智能手机和网络的联系。但即使如此，人们仍然会面临需要一些需要专注力和独立思考的紧急作业或个人项目。最成功的网络化个人知道在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启动“独处模式”。

（5）多任务处理的能力。成功的网络化个人能够同时处理来自家庭、朋友、工作、公共机构的任务。这就像在大城市开车的时候一样：个人既要转向、制动、检查仪表、扫视周围环境、还要和乘客闲聊，同时听着音乐。

（6）怀疑精神。网络化个人要有能力评估获得的信息。对于社会关系网络比较广泛的人而言，这种怀疑精神尤为重要。从朋友和媒体资源那里接受的信息，要经历精确性、权威性、关联性、客观性和实用范围的检验。怀疑精神能帮助淘汰过时的、带有偏见的、不完整的、目的性强的，仅提供错误观点的人群和媒介。

（7）道德素养。人们通过互联网相互关联。成功的网络化个人通过创造或传递精确的、经过深思熟虑的信息来获得信任、提升价值。互联网时代，当每个人都能够成为出版者和传播者时，谁能够提供更可信、更透明的信息，谁就更受他人欢迎。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会终将会惩罚那些使用虚假信息、歪曲事实、抄近路、压榨人际关系和隐瞒信息来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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